:::主要內容區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農村改革之進程

毛育剛

  自1979年起,大陸農村改革與農業發展即演進至一嶄新的時期。隨著承包責任制的迅速推行,逐步改革農副產品的價格體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大力發展鄉鎮企業,農村開始進行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農業進入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

  1995年中共農業部公佈了第一部農業白皮書— 95中國農業發展報告。在這本報告的開始,農業部將1979年以來農村改革和發展作了一番回顧,從農村改革的推動進度和農業發展的波動週期來觀察,這個過程大致可劃分為4個階段:

一、農戶經營主體地位確立與農業超速成長階段(1979~1984年)

  大陸農村改革最成功之處在於確認農戶在農業生產經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便是對這一作用的肯定。由於這一制度使農戶的經濟利益與經營成果直接結合起來,從1979年到1984年僅以短短5年時間,便完成了從包產到戶到包乾到戶的轉變。到1984年底,大陸實行包乾到戶的社隊已佔到99.1%。包乾到戶意味著原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解體,農戶成為農業生產經營的基本單位和農村經濟的微觀基礎。

  為了使農民生產的農產品獲得合理價格,儘快可以休養生息,中共在1979年大幅提高了18種主要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平均提高幅度達24.8%。在此基礎上,又逐步縮小了農產品統派統購的範圍和數量。到1984年底,農產品統派統購的種類由原來的113種減少到38種。

  農戶經營主體地位的確立,以及農產品貿易條件的改善,使農民被壓抑多年的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提昇。1979-1984年,大陸農業產值年平均增長7.3%;糧食產量由3億噸增加至4億噸,年平均增長6.2%;棉花、油料產量年平均增長分別高達19.3%和14.7%。農民收入年平均提高13.4%,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1:1縮小到1.7:1,消費差距由2.8:1縮小到2.3:1。

  綜觀這一階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三:一是在堅持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土地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即在全國普遍推廣家庭承包責任制。二是取消不適應農村生產力水平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復農村政權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分離。三是中共一方面降低糧食徵購基數、增加糧食進口,使農民得以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另一方面又連續大幅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並保持主要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穩定。在政策、物質、技術、投入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得以很快恢復,並得到蓬勃的發展。

  這一時期農業生產的超速成長,不僅解決了多數農民的溫飽問題,從而為農業內部結構的調整以及農產品購銷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創造了條件,而且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啟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改革與農村產業結構快速變動階段(1985~1988年)

  1985年大陸農產品出現結構性過剩(主要是局部性「賣難」),政府對糧油等大宗農產品的財政補貼已成為僅次於國營工業企業虧損補貼的第二大財政包袱。因此決定取消農產品統派統購制度,對糧油大宗產品實施合同定購與市場收購的雙軌制。對其他農產品完全放開,實行市場調節。

  依實施結果來看,放開其他農產品市場的改革,獲得了顯著的成效。如水果和水產的生產,已保持連續大幅度遞增的趨勢。對大宗農產品實行雙軌制的改革,卻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其根本原因是改革只涉及收購體制,而沒有觸動銷售體制。這樣,購銷價格和購銷數量兩個倒掛使政府財政補貼比1984年以前增長更快。為控制補貼數量,確保定購任務的完成,合同定購在實際操作中,成為不是統購的「統購」。從這期間糧棉等大宗農產品生產發展的情況來看,也出現了起伏不定的局面,儘管其原因不能完全歸咎於雙軌制。

  與政府減輕財政負擔的需要相對應,再加上1984年以後城市工業改革的啟動,中共放鬆了對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控制,並逐步取消對農用工業的補貼,農業生產資料價格出現大幅度上漲的趨勢。其上漲率在1984年為8.9%,1988年高達16.2%。由此,農業生產的比較利益急遽下降,一度縮小的糧肥比價又趨擴大。

  由於畜牧業、漁業的快速增長,農業產值仍以年平均4.1%的速度平穩遞增(但低於前一階段的7.3%)。 需要強調的是,這期間鄉鎮企業發展異軍突起,充滿蓬勃生機。產值增長速度達到年平均近50%,產值佔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由五分之一猛增到一半以上,每年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達千萬人。

  儘管畜牧、漁業快速增長,鄉鎮企業高速發展,但由於佔農民收入權數很大的糧棉生產出現起伏不定,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雖仍有年平均2%-3%的速度,但與前一階段相比,已低了11.1個百分點。

  可見這一階段農村改革觸及的問題非常深刻,原來的預期也較高,但由於改革基本沒有觸動傳統的利益結構,實質性進展不大。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有喜有憂,糧棉等大宗農產品生產震盪,但畜牧業、漁業和鄉鎮企業大幅發展,農村經濟結構快速變動。部分彌補了糧棉震盪給農民收入帶來的損失。

三、國民經濟調整與農民所得停滯階段(1989~1991年)

  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為抑制通貨膨脹,控制過熱的經濟增長,中共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治理整頓。在宏觀經濟政策緊縮的背景下,農業仍得到相當程度的加強。主要農產品產量都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但糧棉等主要農產品的定購價格低於市場價格,各地收購問題嚴重。於是中共在1988年底對白米實行專營政策,1990年將合同定購改為國家定購,對棉花則一直堅持由供銷社統一經營的政策。另一方面,非農業發展卻受到抑制。鄉鎮企業發展速度明顯放慢。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能力也趨於減弱。農民受此影響,收入增長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停滯,3年平均增長僅1.2%,其中1991年農民實際收入呈負增長。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均恢復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的水準。

  由以上說明可知,第一,治理整頓雖然使主要農產品產量增加,但卻沒有相應增加農民收入,農民和農業為治理整頓經濟而受到犧牲。第二,農民對非農產業收入的依賴程度越來越高,農業增產與農民增收確實存在著一些矛盾。

  這期間農村改革以糧食購銷體制的區域性突破為主要特徵。從1988年糧食年度開始,許多糧食購銷區開始實施以市場為取向的減購(減少合同定購數量)、壓銷(壓縮平價糧銷售數量)、提價(既提高合同定購價,又提高統銷價)、放開(放開購銷價格)的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並得到明顯成效。由此促成了1991年大陸在全國實行購銷同價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理整頓經濟的後期,中共也採取了一些具有制度建設意義的改革措施,儘管這些改革措施有很多在當時乃至目前還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如對糧食實行最低保護價收購,建立規範化的中央和區域糧食批發市場,建立糧食專項儲備等。

四、建立農村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年以後)

  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1992年春鄧小平視察南方重要講話發表和中共十四大召開以後的事。此一時期,宏觀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向市場經濟體制邁進,國民經濟發展呈現高速增長。農業和農村經濟在改革方面也提出許多重大舉措,並獲得一些突破。如在基本經營制度和產權制度上,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制度發展的基本架構(在土地承包期延長30年的基礎上建立農地使用權的流轉機制),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分別推進適度規模經營和〝四荒〞(荒山、荒坡、荒溝、荒灘)使用權拍賣。對鄉鎮集體企業進行了股份制和租賃、拍賣等多種產權組織形式的試辦。在糧食購銷體制上,1993年底全國98%的縣(市)開放糧食價格和購銷。在宏觀調控上,推出支持中西部地區鄉鎮企業、糧棉大縣發展經濟和建立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示範區等三大專項貸款,以及制定頒布了以《農業法》、《農業技術推廣法》為代表的一大批農業法律和規章。在發展方面,農業和農村經濟也呈現全面發展的趨勢。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已達到4.5億噸的水準,「菜籃子」產品繼續保持旺盛的增長,鄉鎮企業持續快速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有力的支持整個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這期間由於鄉鎮企業增長速度和質量都相對不如以前,農業生產資料連年大幅漲價,農民收入增長仍然乏力,特別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繼續擴大。1992年為2.23:1,1993年為2.53:1。這表明國民收入的分配繼續偏向城市居民。第二,國家推出的政策措施力度較大,但落實不理想。這表明改革已越來越觸及深層問題,傳統的利益結構具有超強的穩定性。

  綜上所述,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大陸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已發生如下的變化。

  1. 實行以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激勵了農家經營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個體經營的優越性,推動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2. 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和多種經營方式,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各種經濟成分並存和共同發展的格局,農村經濟充滿生機與活力。

  3. 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在糧棉等主要農產品穩定增長的基礎上,大力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農村分工分業有較快發展,擴大城鄉經濟交流,增加農民收入。

  4. 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使農產品市場有較大的發展。土地、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市場正在形成,農民由計畫經濟體制下單純的生產者變成相對獨立的經營者。

  5. 允許一部份地區、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幫助和帶動後富,逐步達到共同富裕。既承認差別,又肯定最終發展方向,妥善的處理了公平與效率的關係。

  6. 改善政府對農村的宏觀調控方式,逐步減少指令性生產計畫,越來越多的運用經濟、法律和信息手段,引導、支持、保護和調控農業(中共農業部,中國農業發展報告,1995)。

本網站刊載之「農政與農情」其所有內容,包含文字、圖像等皆可轉載使用,惟須註明出處。
  • 回上一頁
  • 94-03-01:25,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