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國大陸以農立國，但農業部門卻長期約制著中共國民經濟體系的穩定與發展，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最重要卻又最薄弱的環節。中國大陸125五千萬人口中，約有3億3千萬人直接從事於農業生產，1億6千萬勞動力從事於第二級產業及1億7千萬從事第三級產業。對中共而言，龐大勞動力雖有利於總體經濟之發展，但伴隨者經濟高速發展所帶來的就業問題與勞動力移轉問題，無疑是攸關其政治、經濟及社會穩定的重要國家安全因素。就業問題與勞動力移轉問題未解決，將迫使中國大陸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落後地區長期處於緊張的對立狀態。入關後，如果中共無發有效解決農業部門之高失業率，順利將農業剩餘勞動力移轉至第二或第三級產業，中國就有可能出現嚴重社會問題，影響國家穩定。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大陸經濟結構與就業問題將造成嚴重之衝擊與挑戰。惟由現階段中共總體經濟政策觀察，目前中共尚未提出具體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移轉之相關配套政策。對中共決策者而言，擴大內需與經濟結構戰略調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及增加就業機會之目標，將為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最重大的難題與挑戰。而在兩岸貿易依存度日深的環境下，中共總體經濟結構戰略佈局之調整，不但攸關其經濟改革之成敗，亦將衝擊全球之經濟穩定，值得重視。

　　為因應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移轉與流動所產生之壓力與挑戰，中共於200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論中明白揭示：「從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政治高度，積極擴大就業。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就業問題的重要性，….，要積極支持和導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以城鎮化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移轉，實現城鄉勞動力資源合理分配，防止出現兩極化，有利避免和化解社會矛盾，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

　　然而隱藏在中共空泛而無力的政治口號後的就業危機與勞動力移轉問題依舊無法解決。由於中共缺乏明確之勞動力移轉數據與經濟產業結構之關聯表之建立，因此中共無法作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其產業結構及勞動力移轉之正確預測。由中共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畫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在"九五"期間，全面完成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可看出，三農問題（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始終關係著中共黨和國家全局性的大問題，而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之移轉問題更將是「十五計畫」成敗的核心問題。

　　近年來，中共經濟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並快速的與國際經濟接軌，廣大廉價勞動力促使國際生產成本大幅下降，相對於全球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造成全球物價下挫，通貨緊縮之現象逐漸浮現。因此，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大陸勞動力移轉及其產業結構之調整問題已引起國際經濟學家普遍之重視 ，為正確的判斷中國大陸各省未來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之移轉形勢，深入瞭解中國大陸各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之移轉可能引發的問題，已成為中外學者與國際經濟組織視為極為迫切之研究課題。

　　客觀之計量模型除有助於我國大陸事務決策者，精確掌握大陸各省份勞動力之移轉問題，並能進一步訂定出未來具體可行之人力資源規劃工作。過去數年中外學者與國際經濟組織雖曾對該問題做出相關之研究，惟多數研究均僅針對中國大陸勞動力之移轉原因做文字敘述之探討，而欠缺對勞動力之移轉之計量分析研究。因此，無法對勞動力之移轉機率與預測未來勞動力之移轉變化等方向，作進一步深入之分析探討。更未見以計量分析中國大陸六大經濟區域（華北、東北、華中、中南、西南、西北）分省作詳細之勞動力之移轉預測。鑒於目前兩岸在政治制度與政策方面差異很大，而產業分工與整合問題又極為複雜，因此如何避免我國在積極參與國際區域經濟活動時，可能引發對我產業部門的不利因素，並研擬具體可行之產業發展及調整策略。

　　本文以馬柯夫鍵模型（Markov chain model）應用在總體勞動力在部門間之移轉數據，估算中國大陸勞動力在一級產業、二級產業及三級產業部門間之移轉機率矩陣。本文數據資料來自歷年中國各省出版之統計年鑑，研究期間自1978至 1997年。中國各省統計年鑑將中國大陸勞動力按從業之性質劃分為一級產業、二級產業及三級產業。其中一級產業包括：農業、林業、漁業及畜牧業；二級產業包括：機械、電子、鋼鐵、紡織、礦業及食品加工業；三級產業包括：旅館、餐飲、汽車修理、健康醫療及法律服務務業等。

中國大陸勞動力結構分析

　　中國大陸按其經濟區塊可分為華北、東北、華中、中南、西南、西北六大經濟區域，其中華北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5省市；東北地區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華中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7省市；中南地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6省；西南地區包括：四川、貴州、雲南、西藏4省；西北地區包括：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省。

　　中共自建政以來，經濟發展採傾斜發展戰略，因此其產業結構與勞動力移轉之戰略調整與布局，始終面臨三大難點：

1. 自然資源與人力資源的矛盾：中國大陸農業生產最最主要特點為以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世界22％的人口。龐大的2億農戶，平均耕種面積僅有0.4公頃耕地，是世界農戶生產規模最小的國家之一。由於經營面積過小，農業勞動生產力無法提高，糧食自留比率高達70％，商品糧比例僅有30％。糧食商品率過低使得廣大農民的收入無法提高，造成農民投資意願低落，教育程度低下與接受科技能力不足的嚴重後果。農業生產效率的降低，直接影響農民收入並間接造成廣大農業勞動力教育程度的低下，致使中國大陸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農業勞動力無法迅速移轉至第二及第三產業，阻礙了中國大陸未來長期快速發展的可能性。
2. 農業部門與非農業部門的矛盾：隨者中共採行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對外開放政策，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共將面臨全球一體化的新規範。在中國大陸與全球經濟接軌之過程中，農業與非農部門之工資差距日益擴大，造成農業勞動力移轉至投資報酬率較高之非農業部門，但移轉之速度將隨經濟發展而減緩 ；此外，非農部門所提供大量工作機會，將提供足夠之誘因使農村剩餘勞動生產力移轉至非農業部門 。1978年改革開放後，受到中共中央採取經濟傾斜發展策略之影響，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湧向東南沿海省市的二、三級產業部門，龐大民工潮的湧現，造成中國大陸九O年代嚴重的社會問題 。
3. 農村地區與都會地區發展矛盾：中國大陸勞動力移轉，長期以來即受中國共產黨制定之政策及制度之約制。中共自建政以來，即採取嚴格的戶籍管理政策，嚴禁勞動力自農業部門移轉至非農業部門，長期以來造成人力資本在產業部門間、省際區域間及資源結構均產生嚴重扭曲之結果。戶籍制度的僵固，造成城鄉對立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大量湧入都會之勞動力，絕大多數是教育程度低下的鄉村移民，憑藉專業獲得都會戶籍者幾乎是鳳毛麟角，圈地運動與尋租行為加劇了中共城市化之社會壓力。都會居民與外地移民在東部沿海都會地區普遍呈現社會成員中高度的社會對立與不信任；此外，占盡優勢的都會預計在未來十年將掠取更多的農村資源成為中國社會分歧的新界線，也埋下中共未來社會安全之隱憂，農村與都會地區發展矛盾問題將成為中共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共自1978年起，雖不斷根據其經濟發展目標，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戰略，並在持續20年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過程，調整其勞動力就業結構，但由於受到上述三大難點之約制，預計未來10年將是中共經濟能否穩定保持可持續發展並順利調整產業布局之關鍵時期。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其一級產業之勞動力移轉特點有三：

1. 各省一級產業之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之份額均呈現不斷下降之趨勢；
2. 1985-1990年的勞動力份額下降速度，受到1988年嚴重通貨膨脹及1989年爆發天安門事件之影響，比1980~1985年與1990~1995年二個階段勞動力份額下降的速度為慢，可看出一級產業勞動力移轉速度與中共採取之經濟發展政策有極為密切之關聯；
3. 受到中共經濟政策採取傾斜發展戰略之影響，東部沿海省份一級產業之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份額下降之速度普遍高於中西部之內陸省份。

　　中國大陸二級產業之發展亦呈現高度的差異性。其中值得注意之變化有三：

1. 北京、天津、吉林、浙江四省市，由於二級產業發達程度較高，因此其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之份額已開始呈現下降之趨勢；
2. 河北、山西、江蘇、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與四川等省份，二級產業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之份額呈現上升之趨勢；
3. 中國大陸內陸省份由於工業化程度低下，因此二級產業勞動力占全體勞動力之份額呈現停滯之現象。

　　中國大陸各省三級產業占全體勞動力之份額，全部呈現高速增長之現象；換言之，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服務業部門吸收了大量農業部門廉價勞動力。

中共勞動力移轉機率矩陣分析及預測

　　本文以馬柯夫鍵模型（Markov chain model）應用在總體勞動力在部門間之移轉數據，估算中國大陸勞動力在一級產業、二級產業及三級產業部門間之移轉機率，估計結果分析如下：

1. 由第一產業部門觀察，工業化程度較高之省市農業勞動力留在農業部門之機率較農業省份為低。由於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程度較高之省市其農業與非農部門之工資差距較大，受到比較利益之影響，將使農業勞動力移轉至投資報酬率較高之非農業部門；此外，都會地區非農部門所提供大量工作機會，將提供足夠之誘因使農村剩餘勞動生產力移轉至非農業部門。因此，北京、天津、上海、遼寧、吉林農業勞動力留在農業部門之機率較其餘省份低。另一較為突出之現象是，除工業化程度較高之省市外，勞動力由第一產業部門移轉至二級、三級產業部門之機率偏低。由於中國大陸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直接影響農民收入並間接造成廣大農業勞動力教育程度低下，致使中國大陸在經濟高速發轉過程中，農業勞動力無法迅速移轉至第二及第三級產業。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一級產業之勞動力，通常需接受就業輔導與職業轉化訓練才能順利移轉至二及三級產業。因此，中國大陸未來之職業教育與就業訓練，在人力資源規劃中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2. 由第二產業部門觀察，除山西、吉林、陜西、青海、貴州、雲南、西藏等七省外，其餘省市勞動力由二級產業部門移轉至一級、三級產業部門之機率偏低。山西、吉林、陜西、青海、貴州、雲南、西藏等7省勞動力移轉機率較高之原因，在於中共採取傾斜經濟發展戰略之布局，使總體資源大量湧入東部沿海地，因此對中西部地區造成二級產業萎縮之結果，進而導致二級產業喪失大量之工作機會。因此二級產業之勞動力被迫移往一級產業與三級產業之特殊現象。
3. 由第三產業部門觀察，多數省市勞動力留在三級產業部門之機率較高；如天津、河北、遼寧、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廣西、陜西、貴州、雲南等省市勞動力留在三級產業部門之機率均在98%以上。顯示第三產業部門流動率較低。

預測未來10年內中國大陸各省市勞動力之份額及總量變化如下：

1. 中國大陸農業部門勞動力未來10年將持續向第二級產業、第三級產業移轉，惟工業化省份農業部門勞動力移轉速度將趨緩。
2. 中國大陸六大經濟區域農業部門勞動力移轉至第二級及第三級產業之就業總量將高達3,761萬人，其中尤以中南地區（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海南）1689萬人最高；華東地區（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東）982萬人次之；其餘包括華北地區413萬人、東北地區13萬人、西南地區602萬人、西北地區59萬人。若未來10年，中共經濟無法保證持續高速增長，當其國內經濟出現內需不足或經濟呈現停滯性成長時，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將立即衝擊中共政權的穩定性。基於地緣關係，中國大陸華東地區及中南地區沿海省份，高達2,600萬農村勞動力若無發順利移轉至第二及第三產業，一旦發生動亂所衍生之相關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亦將衝擊我國經濟之穩定，值得密切觀察。
3. 中國大陸六大經濟區域第二產業部門勞動力移轉量分別為，華北地區增加47萬人、東北地區移出25.9萬人、華東地區移出110萬人、中南地區增加578萬人、西南地區增加182萬人、西北地區移出58萬人；全國合計第二產業在未來10年將增加613萬人。
4. 中國大陸六大經濟區域第三產業部門勞動力呈現全部上升之趨勢；各地區勞動力移轉量分別為，華北地區增加367萬人、東北地區增加近40萬人、華東地區增加1092萬人、中南地區增加1,111萬人、西南地區增加419萬人、西北地區增加117萬人；全國合計第三產業在未來10年將增加3,148萬人。

對我國經濟之影響

　　我政府基於人道理由，自1987年起開放赴大陸探親以來，自始兩岸經貿關係日益緊密，過去14年台海兩岸貿易迅速增長21倍。今年9月底止，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已高達21.6%，首度超越我國對美國出口依賴度20.8%。14年間我方對中國大陸享有大量貿易順差，惟自明年起兩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大陸將加速其勞動力之移轉及其產業結構之調整，預計對我國經濟所產生之衝擊與影響將來自兩方面：

1. 短期內中國大路陸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將吸引我國傳統勞力密集產業赴大陸投資，將造成我國低技術層級產業部門之失業率持續上漲。然而，隨者低技術層級產業在國際市場之飽和，中國大陸將在下一階段（2006~2010年）朝向技術密集產業發展，預計五年內將衝擊兩岸現有垂直分工之模式。

   　　中國大陸幅員遼闊，國內經濟規模龐大，出口的依賴程度相對亞洲其他國家低。中共今年啟動之「十五計劃」，大力推動中西部開發計劃，其目的為刺激國內消費及促進國外直接投資，促使國內需求增加，並期同時解決其失業及勞動力移轉問題。由於中共在面對美國經濟衰退所受的影響較亞洲其他國家相對為輕，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舉辦2008年奧運所帶來龐大商機，預計將持續吸引外資流入大陸市場。若我國廠商的國際布局過分集中在中國大陸，將產生加速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及過度依賴中國大陸市場之嚴重後果。一面倒向中國大陸傾斜之經貿架構，若無法有效獲得扭轉，終極必將影響我國家政治之穩定。

   　　我國過去高科技產業吸納太多政府研發資源，造成中小企業、傳統產業及民生工業之發展，未能掌握核心競爭力，即使外移至中國大陸，若不思產業升級與轉型，只是延緩衰敗之命運；因此政府應加速調整資源分配政策，協助傳統產業積極轉型，確實掌握核心技術之研發，拉大兩岸技術差距，才能有效提昇我國國際競爭力。

2. 中共為解決其國內就業與勞動力移轉問題，必然全力發展勞力密集型出口產業；此一結構性之變化，將對進口國家低技術層級之勞力密集產業之工資結構，產生持久而長遠之衝擊。由於中共經濟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快速的與國際經濟接軌，廣大廉價勞動力促使國際生產成本大幅下降，相對於全球產能過剩與需求不足，造成全球物價下挫，通貨緊縮之現象逐漸浮現。對我國經濟之影響，值得密切注意。

結論與建議

　　回顧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高舉共產主義之大纛，政治掛帥的社會高度動員，卻使百姓飽嚐經濟衰敗之苦果，在歷經10年「文革」動亂，國家及社會承受了巨大的破壞與經濟部門瀕臨崩潰的環境下，中共當局毅然拋棄意識型態掛帥的僵固體制；選擇經濟優先政策，並由農村出發，開始從事經濟部門之體制改革。20餘年來，在中共高層堅持朝向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引導下，中國大陸已逐見展現其經濟實力與國際強權之地位。

　　截至今年9月底止，我國對中國大陸貿易依存度已高達21.6%，首度超越我國對美國出口依賴度20.8%。若「全球佈局」成為空洞的口號，而我國廠商的國際布局過分集中在中國大陸，將產生加速中國大陸之經濟發展及我國經貿對中國大陸之依賴之嚴重後果。一面倒向中國大陸傾斜之經貿架構，若無法有效獲得紓解，終極必將影響我國家政治之穩定。

　　綜言之，未來10年兩岸經貿關係將是競爭多於互補，中共於今年（90）11月7日提出將與東南亞國家在未來10年內籌組「十加一東亞自由貿易區」，並於今年（90）12月5日復提出所謂「中港澳自由貿易區」，作為未來與東南亞各國籌建自由貿易區之示範。可看出中共當局刻意排除與封殺我國之經濟布局。因此，為因應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崛起，我國經貿決策者短期內應致力解決失業問題，對傳統產業應由「賦稅金融」、「人力資源訓練」與「輔導廠商掌握核心技術」三方面，提出相關措施。而在中長期產業結構調整與全球布局中，應全力將我國發展成應用知識及資訊型產業科技國家，並強化傳統產業之周邊利益，使傳統產業轉型成為研發、行銷及財務管理之基地。而另一方面，政府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國政府組織再造亦應與民間企業同步進行，尤其在基礎建設、人才培育及法制建設等方面應進行徹底檢討，並致力化解朝野歧見與意識型態之對立，同心致力於經濟發展與建設，相信我國必然可再創經濟的壯大與繁榮。